“我想再聊一下项目的事......这产品能有市场吗？能做起来吗？如果现在要在国内做一个同样的社交软件，应该完全没有希望。”

面试快结束时，吴浩然决定用最直白的方式提出最困扰他的问题。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几年的增长情况。”面试官坦然答道。

看到数字后，吴浩然放松了。“对我来说，这是刷新认知。我之前没有做过出海业务，这次才知道海外用户的付费能力有多强，以及，那边竞争也没有国内激烈。”

现在，吴浩然已经入职这家名为“米可世界”的出海社交娱乐公司半年。

时间倒回半年前——吴浩然在腾讯就职的部门传来裁员消息，这一次，他被“毕业”了。

“还是挺失落的。”吴浩然回忆道。当时，腾讯正在进行大规模业务调整，试图恢复曾经的“收入增长斜率”。他所在的业务组陷入了与字节跳动旗下竞品的激烈竞争，但不敌对方，再持续投入似乎不太明智，只能被集体裁撤。“腾讯算是放弃了这块业务。”

这场由“互卷”引发的裁员，在今天的互联网大厂并不算新鲜。国内业务早已跨过飞速成长期，进入存量阶段，投入产出比成为了每家公司的必要考量。面对新用户有限、增长放缓的现实，身在其中的互联网人或主动求变，或被动离场，纷纷开始寻找下一个增量市场。

他们的职业罗盘，指向了出海。

“当时面试就让我意识到了海外业务的发展前景。比较诚实地讲，也只有做这些创新且有增长的业务，才感觉职业道路又有了希望。”吴浩然笑道。

同样，此前校招进入国内大厂的Carol，选择在工作三年后加入了一家跨境电商创业公司；主动离开字节跳动的发仔，于去年入职某出海公司创新内容业务团队；三年前离开大厂的Frank，现在已经成为米可世界某产品的负责人。

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做了同样的选择，而大厂人向出海公司迁徙的趋势愈演愈烈。

脉脉高聘人才智库所发布的《2024年春招人才偏好洞察》显示，职场人不再一味追逐“大厂光环”，他们更倾向选择成长潜力、薪资水平、人才需求都优于大厂的“平替”。数据表明，只有13.45%的职场人会将大型企业作为第一选项。

国际人才职业服务平台HelloCareer创始人Leo告诉霞光社，“因为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许多公司也在密集开拓海外市场，出海求职热肯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来看，还有很多增长空间。”

当大厂不再是互联网人的唯一目标，出海企业，是否能成为他们寻求转型的新希望？

在某出海企业任职的Carol，最近很忙。

不仅是忙于工作。Carol几个月前加入的PM（产品经理）社群近期格外热闹，接连举办了几场关于海外业务的活动。“主要是想多交流，拓展下圈子，而且我最近也在招人，看能不能捞到一些简历。”Carol谈起自己参加活动的目的。

在Carol所在群内，不乏京东、字节、百度、美团等大厂PM。“很多都是对新能源、跨境电商感兴趣的，有的想要转行。很明显的趋势是，大家都很焦虑，手头的业务不太好做，海外业务越来越火。”Carol告诉霞光社。

讨论出海的笔记。图源：小红书

今年，是Carol在这家出海企业的第二年。论其背景，她是“大厂转出海”的典型案例。

五年前，Carol从海外回国，成为某头部大厂实习生，后拿到校招转正Offer。

彼时，正是中国互联网业务增长的黄金时期，“那时国内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特别快，这也是我没有留在海外的原因。”Carol回忆道。

据相关人士称，Carol所在项目对求职者要求极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大厂光环耀眼，Carol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落定，入职了核心业务团队，负责将海外的品牌引进国内售卖。

但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三年后，Carol突然觉得“待够了”。

国内业务增长见顶是她离开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Carol告诉霞光社，“只是觉得做很多东西，都没有成就感。可能一件事你做得很辛苦，但这个业务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只是单纯觉得，我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发展不适合大厂。”Carol补充说。

2020年，吴浩然通过社招渠道进入腾讯，负责视频项目研发。三年多时间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颗“大厂螺丝钉”。

“（当时）可能都没有太多沟通的欲望了。更多时候只是分配任务，我按部就班地去完成。”吴浩然向霞光社表示。

即便想创新，也难以推进。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吴浩然曾希望另一个团队支持其对某项功能的修改，再三沟通后，对方还是推诿了。他只能与组员从头开始重构产品，时间多花了好几倍。

“每个团队的关注点不一样，对方可能觉得这项工作对他们团队产生的收益很小，就不会很上心。”吴浩然解释道。

规模是效率的天敌。类似情况在大厂并不鲜见，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然一去不复返，再加上组织庞大、流程繁琐，且涉及到不同团队的配合问题，许多人会发现——当大厂走完一套初级的流程后，中小规模企业的进度早已远超于此。

“来米可后，虽然团队没那么大，但我们的目标更一致，效率也更高。可能提出一个建议后，隔一两天就能把这事定下来。我能更快看到反馈，工作也开心了很多（笑）。”吴浩然说。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北京时差五小时，发仔正在当地为新项目摸底。

去年12月加入一家互联网出海中厂后，发仔成了内容创新项目的产品负责人。此前，她曾在字节跳动做网文项目，已是有多年经验的成熟互联网人。但这次，她的角色不再是“高级专员”，而是拉起一项新业务的“大管家”。

谈起此次调研，她颇有收获，在电话另一端略带兴奋地描述，“土耳其的文化非常多元包容。你会在一条街上同时看到古老的宗教习俗、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前沿科技的冲击。亚欧文化在这里交融。”

当前正值穆斯林斋月，伊斯坦布尔也迎来了新一轮地方选举。走在路上，发仔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拉票的人满大街跑，向市民宣讲福利政策，另一边则是矗立百年的宣礼塔，悠悠播放着古老的斋月音乐。

当然，这些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就像国内互联网业务蓬勃发展的时期一样，“如果你想做好，就没有好做的事情。”面对蓝海市场，谁能抢滩登陆、打破壁垒，谁就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全球化大厂。

出海人才供需比从2021年的0.58，变为2023年的2.18。这意味着，每个岗位都至少有两位候选人参与竞争。出海人的求职压力，也在悄然增加。

大厂人愈加困扰：到底是留在大厂接着卷，还是出去看看机会？

决心并不好下，毕竟大厂自带光环，明火亮灶的自助食堂菜色诱人、宽敞的健身房摆满顶级器械、逢年过节的礼品丰富且精致。和所有这一切告别，需要勇气。

选择留下，或许也没问题。但小红书上，以“All in 出海”为标题的笔记还在迅速增加。互联网社区内，讨论中东、东南亚和拉美的帖子越来越多。跨境电商的开疆拓土，社交娱乐APP的高歌猛进，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一骑绝尘，也着实让人心痒。

有一部分人已经抢先转岗，去了大厂新拓展的海外业务。但留在原地的人，愈发焦虑。

To be or not to be?

国际人才职业服务平台HelloCareer创始人Leo认为，“首先还是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出海，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转到海外业务，是否能接受时差和文化环境差异？这是最基础的两个问题。”

其次，Leo表示，正在关注出海岗位的候选人，也可以先寻找远程兼职或者更加弹性的工作，作为过渡或尝试。

此外，Leo观察发现，当前出海企业的人才招聘需求仍集中在中高端岗位，这对有一定经验的大厂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一块全新的市场，企业肯定会先招聘中高端人才，或者对海外市场洞察很深的专家型人才，先组建好海外团队，才会考虑较为基础的员工招募。这是一个固定模式。”

从大趋势上看，Leo判断，“现在是海外业务密集增长的时刻，但未来两年，可能会有一波洗牌。”

海外业务所面临的本地化难题、合规困境，揭示了看似热闹的出海赛道背后密布的荆棘。而卷入其中的互联网人，也需要在考虑职业选择时更加冷静，且做好拥抱变化的准备。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当大厂人转出海时，他们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Leo的回答是“愉悦”。“年轻一代的职场新人，更注重工作带来的价值感和愉悦感。类似加班太多、太卷啊，这种职场环境，肯定不是之后的主流。在更国际化的职场上，996是不可能的，你可以远程办公，可以居家办公，这些方式已经很流行了。”

而Frank的回答则是“自我实现”。

他回忆在大厂的日子，“在太大的组织内，做事总要遵循一些规训，想去突破和创造是很难的。”但他想做不一样的产品，“趁着还年轻，去挑战一些东西，想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2021年离开大厂后，他的想法很简单。对这个赛道充满热情是前提，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匹配到一群有理想的互联网人，一同成长、探索新的方向。“我们能一起合作，把产品做到更高的天花板。”

对吴浩然来说，若想回答这个问题，他需要再往前追溯，回到他被互联网科技吸引的时刻。

吴浩然对中学时代的印象，是2G网络、头戴式耳机，以及需要放磁带的步步高复读机。到现在，这些旧时代的记忆已经演变为了5G网、Airpods，以及飞速迭代的智能机。

“科技改变生活。”吴浩然坚定地说道。他之所以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正是本着想改变世界的决心。他希望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站在新时代最前沿的位置。

“做研发的初心，就是希望自己写的代码在很多用户手机上运行。”这是互联网人内心最深处的驱动力。

人才的迁徙始终跟随价值流动的方向。过去十年，国内互联网高速发展，马太效应之下，人才纷纷流向大厂；如今，他们重新启程，转身向海，寻找新的舞台。

抛开现实生活的种种残酷命题，仍有许多人享受挑战、渴望自我实现，“出海”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没有人想错过开往下一个时代的列车。

如果可以，谁都希望生活不止眼前的“打工”，还有更大的世界和更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