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在当下的操作路径有两个：小融合和大融合。小融合是媒介与媒介层面的整合，也会取得机制改善、效益提升的结果，但社会层面的大融合是更为重要的战略性思路。

放眼全国，无论苏州广电还是芒果TV，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用更多的社会性服务作为平台的基本功能，继而反哺内容而获得的成功——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社会的“媒介化”发展是未来社会发展中一个现象级的主流趋势，传媒的发展也应紧紧围绕这一大趋势而做出自己的战略部署。

过去提到传媒，处理的主要是内容的采集、内容的制作、内容的把关、内容的传播和内容效果等，都是围绕内容供给的产业链而展开的。

而社会的“媒介化”进程则意味着整个社会开始用传播的机制、法则和模式来进行自身业态和架构的重建——比如在以直播带货为代表的新商业的建构中，流量、圈层、身份认同、大数据洞察等等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而流量（的概念），跟过去讲的客流差不多是一个概念，它对一种商业能否成功带货、以及选择销售品类具有深刻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越来越多地从线下搬到线上，这可能就是社会乃至千行百业的未来。而线上的组织方式是通过传播的连接来承载和构建的。在这种构建过程当中，传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激活者、设计者、整合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促使其在整合与匹配中形成功能、形成价值，构造出新的关系结构和利益分配的模式，沟通逻辑就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活跃性因素。

这是传统模式的深刻创新，而这种创新与探索的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制度体系是否具有“容错机制”。

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面对许多困难——技术的、资金的、资源的、尤其是制度性的束缚，这些都在大大影响媒体融合的推进速度特别是结构性变革的实现程度，并且就现实的发展逻辑看，似乎也与深度融合所要求的底层逻辑不尽匹配，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在战略层面做出创新的选择呢？

最近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指导方针中增添了一个新词叫“商业服务”，这是从党和政府作为推进媒体融合指导方针中所添加的一个全新提法。今天光靠内容，光靠行政性的逻辑，未必能够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媒体融合平台——媒体融合的平台建设需要有更多资源、特别是商业资源、服务资源的协同和加入。

媒体融合出现了两种路径选择：一是建平台，二是做应用。这两者并不矛盾，甚至还可以相得益彰。

做基于平台上的一个应用（传播主流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等等），就要按照所在平台的品性、自己的市场定位及独特性和差异感的传播服务去做，它牵连到的相关因素相对来说比较少，党媒工作者的操作经验相对成熟，并且成本低、见效快——只要有足够的品质、个性和内容质量，需要的人就会选择你、跟随你。

但是如果要做一个平台，它所涉及到的因素就复杂得多，需要改变的东西就更加彻底，比如，你就必须跟资本市场无缝连接，上市也好，引入资本也好，需要有一个底层逻辑的转换和运作机制的全新改变。

而资本市场的机制和规则能否成为建构作为价值媒体的党媒平台，其中有太多的理论和实践难题需要去攻克。换言之，要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一个现代的和符合未来发展的互联网平台的话，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党和政府现在已经看到了问题，并给出了一个基本方向（添加了商业服务的因素）。确立这个方向之后，接下来的是需要有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造。

改造得成功不成功，不是看主流价值观简单传播的效果、规模、范围，而是要看它对市场化机制和规律的接受顺畅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传统主流媒体转型和未来影响力建构的最重要指标。

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社会需求。它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责任的担当问题。不能用过去传统的管理模式、管理机制，去构建一个全新的基于互联网规则的新型主流媒体的机制与模式。

它的业务模式、运作模式要改变，管理模式和绩效考评机制更要做出大的改变。哪怕现在还不能大规模地系统化推进这样的模式，至少也要去积极探索和尝试，比如去做试点。

网络传播是全域性的，影响也是全局性的，这是搞试点的难度所在，但是就安全性的担心而言，不做尝试和探索，因循守旧才是最不安全的；试点虽然可能会出错，但是，如果我们的规则中没有容错机制的话，那么任何创新都成为不可能——因为创新就是在试错过程中实现和完成的。

能否考虑给我们最信任的国家级平台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体制环境，去进行新型主流媒体的创新建设的探索和创新？就像央视当年推出《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一样，既能起到新闻改革试点的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安全阀”的功能。

在当下这样一个“圈层式生存”的微粒化社会中，新型主流媒体的最为核心的任务和目标就是实现对于圈层与圈层之间的“破圈化”整合，以实现对于主流人群的整合并影响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圈层”恰恰是人们意气相投、彼此连接的功能与价值汇聚的“节点”，于是圈层化的存在便逐渐成为社会生存和运作的基本方式。

圈层化虽然带来了人们社会生存的新方式，但也容易造成认知上的“窄化”（如“信息茧房”）；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离散与沟通上的圈层阻隔。

而一个社会的治理不但需要圈层自身的活跃与活力，同时也需要圈层与圈层之间的协同与沟通，但是这种协同与沟通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某种情况之下甚至会形成以邻为壑的圈层冲突乃至冲突的“极化”。

因此，肩负社会治理和社会协同使命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关键性职责，就是要努力“破圈”，形成圈层和圈层之间的沟通互动，并在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中所必须的协同与整合。

这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构建精英文化，而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横向贯通能力形成关联价值，实现圈层和圈层之间的整合、互动、沟通和认同，这才是未来社会治理的关键。

传统主流媒体在内容传播的表达上非常强调“摆事实、讲道理”，这是一种精英文化实现升级迭代的纵深价值的逻辑。

而在一个“微粒化”社会的“破圈”中则需要的一种横向连接的破圈能力，这样一种能够实现跨越圈层的沟通力量，主要来自于内容构造中的非理性因素，比如情感共振、关系认同，这是横向连接当中最重要的手段。

由此，非理性力量于今迅速崛起并登堂入室，成为当下社会治理当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这实际上是社会转型后的一个难点。举例来说，主流媒介如何看待亚文化？事实上，亚文化是构成这种穿透力的最重要的物质资料。

“破圈”所具备的横向连接价值、横向沟通能力，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政治治理、传播治理，都依赖于对亚文化的利用、改造能力。从拒绝到发现它的存在价值，再到今天发现它是构造社会的正常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创新最为活跃的因素——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未来的媒介化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求媒体去做内容，更要求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要把内容作为社会“媒介化”的载体去激活关系、组织圈层，这是未来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逻辑。

媒体行业属于内容行业，做内容是“本”。但做内容并不意味仅止于做资讯和知识性内容的传播。从未来发展来说，内容服务至少沿着两个价值逻辑线展开：

一是通过直接的内容服务来实现价值变现。首先是内容付费服务，单付费内容在整个内容服务的价值变现中永远只能占很少的一部分，5%我觉得都是乐观的预估。

除此之外，还有内容产品的二次售卖，即通过广告实现价值变现；所谓内容产品的三次售卖就是经营媒体通过内容传播所收获的品牌价值。这些价值变现的方式做媒体的人已经非常熟悉了。

第二条内容服务的全新价值逻辑线就是为社会的媒介化服务，即通过媒介的内容传播作为连接逻辑，起到社会资源、社会功能即社会价值创造的激活、整合、促进、协同等组织作用，这是时代发展给未来媒体发展开辟的崭新的价值创造的行动路线。

快手是个很好的例子。把内容作为载体去激活关系、组织圈层，是快手最大的价值。当它积累了相当多黏度很强、活跃度很高的圈层社区的时候，要进行社会及千行百业“媒介化”的发展就有了非常宝贵的与之相匹配的社群资源、关系资源的支持，根据社群各自的标签可以实现与“媒介化”进程的精准地匹配发展需求。

“圈子”和社群关系才是微粒社会下未来商业、未来媒介化过程当中最需要的资源，这是一种做内容的全新模式。

今天，在线上构建一个全新社会，是主流媒体真正可以发挥价值的地方，而且在这方面传统主流媒体是有优势的，因为它还有相当的公信力及政府背景，可以依靠自身的品牌优势和社会地位授予功能，来着手服务于社会的媒介化。

互联网公司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一领域布局和尝试，并且已经初见成效。如果传统主流媒体再在这个领域缺少自觉的话，等到人家羽翼丰满，发展的窗口期过去，在市场机会关闭的时候才强行要脱钩，进行市场化改造，就为之晚矣。

所以要有一种紧迫感，要有顶层设计的创新意识，看看在发展逻辑当中哪些是趋势性的，哪些是有未来的。在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大格局中，去看看有哪些关键性的机会能去抓取，这才是别开生面、打开新局面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