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本书的研究范围，有必要先对新媒体这个概念进行基本界定。

新媒体在今天是一个使用广泛的词，也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会有不同的指向。新媒体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中，无法给予它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在本书中，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基于万维网等应用方式）和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

当下很多对“新媒体”的研究仅以特定的媒介或技术特质来区隔“新”与“旧”，有学者对此现象提出了批评，并提出，要真正界定新媒体，需要考虑媒介理论取向、人与技术之间的界面取向以及行动场所的界面取向，对于媒体的“新”“旧”的界定可以从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方面来衡量，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这样的见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书主要落脚于用户的研究，而用户的行为方式的变化无疑与新的媒介技术相关，因此本书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新媒体的技术特质及其影响，但从用户的视角，我们同样也在时时回应上述三种可供性的问题。

“新媒体”这个词本身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在美国，这个词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在中国，新媒体与互联网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在很多时候，人们也不做区分。在本书中，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在谈及一些总体现象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新媒体这个词，而在分析一些具体情境和应用时，会比较多地使用网络、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等词。

虽然传播学者对新媒体、互联网的关注，总是基于其“媒体”和“传播”属性，但在今天，我们需要同样关注与媒体属性交织在一起的新媒体的“社会”属性以及“经济”属性。

另外，新媒体也在某些层面重新定义传播，在当下，是社会化媒体应用对大众传播的重定义，在未来，将是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趋势下“物”和“机器”对传播的再定义。从专业传播到万众皆媒，再到未来的万物皆媒，新媒体对于传播的不断改写过程，也正是用户的角色不断变化的过程，而这种角色变化也导致了人与媒体、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不断变化。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本书从三个关键视角来观察媒体中的用户。

其一是节点化的用户，即将新媒体用户放在新媒体的传播、社交关系、服务这三种网络节点这样的角色上进行观察。虽然新媒体用户这样的表达早已被接受，但是，将用户视作网络节点的思维，并不普遍。我在2009年发表的这两篇文章中，在反思Web2.0兴起以来互联网中人的关系模式变化以及传播模式变化的同时，已经意识到，新媒体用户已经成为网络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这样的判断也在不断明晰。

用户成为网络传播结构和网络社会结构中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曼纽尔·卡斯特和范·迪克在提出各自的“网络社会”概念时所预见到的，尽管他们对于网络社会的界定不尽相同。而今天新媒体经济的发展，也凸显了用户在另一种网络中的节点化意义，那就是服务网络。作为节点的用户，推动了新媒体在传播、社会、经济方面的演进，而同时，人—人、人—内容、人—服务等连接的链条对他们的影响甚至钳制也越来越深重。

其二是媒介化生存的人。我们应意识到，对新媒体用户的研究，本质上也是对新媒体时代人的研究。今天的新媒体用户还受到移动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智能技术等多种新技术因素的共同作用，他们以数字化方式生存在交错的时空中，数字化生存赋予了他们新的存在方式与存在感，又从不同维度镜像着现实社会和现实自我。这种数字化生存，也可以说是一种“媒介化”生存。媒介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相互生成的关系。理解这些新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体时代的人。

其三是赛博格化的人。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在促成人的“赛博格”化，也会使得人机关系成为未来重要的传播关系。智能时代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人机关系的新走向，也会带来各种全新问题。

当然，即使只是聚焦于这三条线索，本书所涉及的仍是一个巨大的框架，有太多问题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展开，因此，本书只是一个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