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传播角度看，网络视频是一种新的传播手段，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生活在视频世界，其意义不仅仅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更是获得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数字时代带来了数字化生存的普及，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人们数字化生存所倚重的手段有所不同，或者说，生存形式有所不同。

在PC互联网发展阶段，由于产品、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人们的数字化生存主要是以“文字化”方式存在。文字化生存的空间，一是私人化的交流空间，如即时通信平台；二是公共化的空间，如论坛、博客、微博等。虽然在私人空间中人们的文字交流是平等的，但在公共空间里，人们的文字化生存能力会有很多差异。文字化生存，比拼的不仅是文字表达水平，也比拼人的阅历、见识、知识、思想等。因此，能够在其中胜出的人寥寥无几。虚拟空间的文字化生存很多时候也是隔绝或回避现实生活的。

而视频化生存，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即使缺乏文字表达能力的普通人，也容易凭借视频产生存在感。视频让人们“现身”的机会大大增加，虚拟的ID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存在感来得快速直接，人们有更多机会被他人看见、关注，进入他人的生活，甚至对他人产生影响。视频化生存，不仅意味着人们以视频这样一种符号方式存在与互动，也意味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媒介化。

媒介化研究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媒介化研究主要是面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一个核心出发点是：媒介日益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自身也成为社会制度。

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而参照这样一种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也意味着媒介化行为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媒介化行为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人与人的互动也更多地依赖公共媒介。

人们谋求自己的生活在公共化的媒介世界里曝光，以此追逐公共媒介里的话语权，人们常常会以如何进行媒介化表达来审视自己的生活，甚至会为了媒介化表达来调整生活。而视频或许是将人们现实生活媒介化的最好手段之一。

视频化生存，有两种基本素材。一是视觉化素材。人们基于文字手段实现的数字化生存，具有很大的虚拟成分，尽管这些虚拟化生存背后也有很多现实动因，但人们的表达在很多方面可以超脱物理世界的羁绊，更多是精神性的。同时，个体只能躲在文字背后，个体的形象与存在感是由他们生产的文字勾勒出来的，有时候，这种勾勒也是非常模糊的。

而视频则直接地映射了现实生活和物质世界，它需要现实影像作为其素材，不管这些素材是直接来源于真实生活，还是对现实的再加工。它并非信马由缰的神游，而是会受限于现实世界。因此，视频化生存具有更多“物质性”的成分。素材的易得性可能成为一些用户拿起手机拍摄的基本动因，素材的独特性会使视频拍摄者脱颖而出，新的素材也会给人们带来新的灵感，而素材的不足与枯竭也可能成为另一些人放弃视频化生存的理由。

人们的视频化生存，是一个不断寻找、发现和创造视觉素材的过程。他们会随时审视周遭环境以及自身的活动与行为是否适合拍视频，拍出来的视频是否能吸引他人的关注，也有可能为了拍视频而改变或规划自己的行为。就像人们为了拍出美食照片而去做美食并精心摆盘一样，很多人为了拍视频而去制造某些活动、打卡某些地点。视频既是一种手段，有时也变成一种目的，或者成为人们生活的导向。

二是视频化的空间。视频化的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再现或再加工。当然，屏幕的窄域与现实空间的广域之间必然有冲突，因此，即使生产者认为自己是对现实空间进行直接拍摄，没有任何后期处理，也不可能完全真正“还原”现实空间。

海量用户提供的海量视频，大大提高了影像对现实空间的覆盖程度，碎片化的视频最终可能会拼贴出接近现实物理空间的视频空间。海量、碎片化视频所呈现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探索欲。

而从个体角度看，他们拍摄的视频中空间的选择与呈现方式，一方面与视频生产者的自我表演策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视频世界里用户间的相互感染相关。后者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例如，网红地点会影响人们在视频生产中的空间选择。

但人们去网红地点打卡，不仅仅是为了蹭热度、跟风，也是为了在视频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人们不愿意仅仅生活在视频世界，也需要时时回到现实世界，打卡成为一种对现实空间的引流手段。

无论如何，人们在虚拟空间的生产与传播，赋予不同的空间不同的醒目度，有些空间成为网红并带来不断的打卡效应，因而变得更加醒目。这些空间也扮演起了一种连接的角色，将原本没有关系的人连接在一起，这既可能是在现实空间的共同打卡，也可能是在虚拟空间里的基于同一地点的内容汇聚。

有研究者认为，“短视频生产对地理空间有着更显著的依赖，并反过来不断赋予空间新的属性，甚至覆盖了原有空间的各层指涉”。除了短视频外，直播等其他网络视频应用也有可能实现同样的效果。视频空间与现实的物理空间相互叠加、渲染，共同制造出新的空间“幻象”。

视频空间也是一个公私界限更加模糊的世界，它比文字更多地展示了私人化的空间，人们以私人空间的部分开放换取在公共空间的关注度。一旦获得足够多的他人的关注，那么人们的私人空间也就会进一步“公共化”。观看者也因此获得一种俯视并进入他人私人空间的机会。因此，视频化生存，也是在公域与私域的混合空间中的生存。

保罗·亚当斯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一书里指出，媒介与空间或地方之间就是这种关系：传播既发生在地方之中，又创造着地方。社交平台上视频对空间的传播，更是将这种创造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视频社交平台中，人们一方面想展示他们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通过视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修饰，形成一种滤镜化效果，现实生活与视频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

（一）现实生活的展示：在更大的世界里重新发现自我

对多数短视频生产者和视频直播者来说，进入视频平台之初，他们没有创作意识与能力，只能是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找素材。因此，他们的视频记录与分享大多会呈现简单、朴素的生活质感，有时就是生活的原样展示。但对看惯了电视、电影的戏剧化表现及套路化创作的人们来说，在视频平台骤然涌现的“生活的原生态”，反而带来了新鲜感，一些人也会受到鼓舞，开始模仿他人展示自己的生活。

快手与抖音这两大视频分享平台，虽然目前定位不同、吸引的人群不同，但它们的共通之处是，让曾经人微言轻的个体，找到了自己平凡生活中那些可以分享、值得被关注的不平凡之处，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重新发现和认识了自我。

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圈”与“层”的约束，人们了解自己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的机会有限。网络中某些社交平台门槛太高，在这些平台有话语权、有存在感的只是少数人，网络的一些互动空间也会加重圈层的分化与束缚。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中看到的仍然只是世界的一个角落，而低门槛、“广谱”的视频平台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在视频平台上流动的无数视频，成为社会的“毛细血管”，它们让社会的“末端”彼此相连，并构成自己的“微循环”。

虽然理论上视频平台可以展现世界的多样性，但很多时候，算法推荐下，人们还是容易局限于某一类型、某一类群体的视频。当然，算法带来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算法的改进来解决，未来视频平台的算法需要在满足用户偏好与帮助人们看到更大的世界这两者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二）滤镜化生活：视频世界里的真人秀

就像自拍、美图一样，不少用户的视频化生存也是三重自我相互影响、相互博弈的过程。人们首先通过自己拍摄的视频来建构个体自我，然后在社交平台中，通过视频分享来获得对关系自我或集体自我的认知，并通过反馈来进行展现策略的调整，在这个“展示—获得反馈—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个体在不断地试图调和三重自我的关系。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视频化生存一开始真人成分较多，但当围观者越来越多时，秀的成分也会不断增加，出现越来越多的修饰、美化和设计，这种真人秀的色彩，也使得视频化生存越来越走向滤镜化。

同时，人们对呈现在视频中的日常生活的选择与再构，也具有一种类似滤镜的效果，这也是作为表演的视频化生存所需要的。例如，一些人会更乐意展示生活中那些美好的场景、事件，也会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和心理效果而对这些场景进行人为的修饰。还有一些人虽然不是将“美”作为修饰的标准，但也会突出、夸大视频中的自己或场景的某些特征，以强化表演效果。

（三）现实生活与视频化生活界限的模糊

视频作为一个界面，粘连起了现实与虚拟世界，它的一边是真实生活，另一边是视频中的生活，当然，两边的生活也是相互影响、相向流动的。现实生活可以作为灵感源泉与素材转化为视频，而人们在视频中制造的戏剧性或幻象，也可能最终变成现实。

现实生活与视频中呈现的生活，两者互为映照，视频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拟态”反映，也是对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再现与重构，这类似于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而视频则可以赋予现实生活新的意义。对于那些视频的重度使用者来说，视频中的生活也会逐渐与现实生活融合，构成一种既非完全现实但也并非完全虚拟的生活状态。

在媒介化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媒介化使现实与媒介对现实的表征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差异复杂化和模糊化”。在人们的视频化生存中，同样如此。在视频世界里获得的存在感，有时也会转化为现实世界里的存在感，甚至可以以一些方式变现。

视频平台中的用户也共同制造了一些流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视频的桥段、流行的舞蹈到网红景点、网红食品，这些由视频平台创造的流行反过来也成为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视频化生活与现实化生活相融合的一种体现。

         

网络视频不仅是记录与展现方式，也是一种社交，基于视频的相互陪伴，也成为视频化生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视频直播对于视频化陪伴尤为重要。社交性的视频直播有很多是无事件、无主题的，主播只是靠不停地说话以及与观看者互动来维持直播，但是，很多时候仍会让人乐此不疲。直播者与观看者之间虽然有空间上的距离，但是直播这种形式容易在心理上拉近人们的距离，让双方感觉自己进入了彼此的生活空间。

从社交角度看，物理空间距离会影响人们心理上的距离感，而直播时，手机摄像头与主播的距离很近，观看者在视觉上感觉主播离自己很近，这也就容易转化为心理上的接近感，直播的场景往往也是生活化的空间，这更容易让观看者产生“进入”与“在场”感。

在这样的距离与空间下的日常聊天，也就更容易带来陪伴的效果。人们还可以随时进出各种不同的直播间，在各种直播中跳转，就像感觉在不同的聚会上同时现身，与各种不同的人相遇、对话。

除了聊天式的直播，“吃播”的流行，也说明了视频直播的陪伴功能。独自一人吃饭是孤独的典型表现之一，吃饭时的陪伴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吃这种最日常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私人空间的行为，向某些对象公开甚至邀请其加入时，也就成为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方式。因此，在现实中，吃饭也是一种润滑感情的社交行为，“吃播”在空间上延展了这种原本属于小范围的社交。

当然，“吃播”也正在从简单的陪伴向多重功用方向发展。除了吃饭，逛街、学习等很多日常活动的直播或视频记录，也都能带来陪伴效果。

直播和其他视频分享之所以能带来陪伴效果，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空间与私人活动的开放，虽然它只是由视频生产者向观看者的单向开放。在微信等强关系社交平台，虽然人们也会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活动，但强关系下人们顾忌较多，有时这种展示的修饰成分会更强，熟人之间的相互比较也使得这种展示变成一种暗中的比赛，很多时候人们处于较量而非陪伴的关系。

而视频平台中人们更多地观看的是陌生人，视频带来的是陌生人之间的相遇与相互陪伴，是一种虚拟的或想象的亲密关系。虽然这样的关系基本不能带来实际的社会资源，但在心理上，随机的相遇和陪伴，会让人更放松，它既能帮助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孤独感，又不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负担。

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人们依靠不在身边的交流对象的直播创造一种在场感和陪伴感；另一方面，人们可能又会忽略、疏离身边的陪伴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基于社交成本和回报的考虑。

相同或相似的人群也可能借视频发现彼此的存在，并形成自己的圈子，使个体的生活汇聚为一种集体性生活。这样一种集体性陪伴，对于个体的情感和社会支持，更强大而持久。

         

在各种视频化生存的手段中，直播最极致地说明了生活的媒介化过程。相对短视频而言，视频直播展现的不是生活的碎片，而是一个完整的段落，甚至会不断延续下去。它也进一步模糊了生活与视频之间的界限。视频直播也可以视作属于个体的媒介事件。

但媒介事件有两个重要特征：仪式性与表演性。对于个体来说，一旦将日常生活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被他人围观时，它也会具有仪式性和表演性，对于直播者本人来说，甚至也会具有某种神圣性。从这个角度看，直播也具有一定的媒介事件的特征，即使它并不具备电视媒介事件的公共价值。

个体直播中的仪式，更多的是主播与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仪式。他人的在场使个体的日常化生活公开化。这种公开化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个体的生活不再仅属于他个人，也成为了别人生活的一部分。虽然直播展现的活动看似生活化，但随着观看者的增加，一些直播活动也会被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加工和表演成分越来越大，逐渐变成公开的仪式。

作为个人化媒介事件的直播，通常也是一种程式化表演，也具有相对稳定的框架与模式，包括时间、直播主题与方式等。对个体直播来说，相对稳定的框架既有助于形成个人化的风格与标签，也有助于使观看者形成持续的预期或互动模式。

电视制造的媒介事件，需要生产者与观看者的共同行动，观众的行为是媒介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仪式的存在就在于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之中。观众的反应是仪式的重要特性之一。离开了反应，仪式就是空的”。在这个方面，个人直播也是类似的。只有主播而没有观看者，无法构成个人化的媒介事件，并且观看者与主播之间的互动，也应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套路，一些忠实的观看者也会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角色。

但在个人的视频直播中，观众的角色不只是反应或配合演出，他们会对直播的进展起到更直接的干预作用。甚至主播想停止直播时，也未必完全能如愿，因为他可能会受到围观者的挽留。

如果个体直播延续时间足够长，直播者与围观者之间，也可能会形成小的群落，有熟人的亲近感，相互期待，某些方面会达成共识与默契。当然，这种群落内部也可能形成“差序格局”。

虽然直播间一直是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流动，但是早期加入者与后期加入者之间会有差异，长期收看直播的人与临时性进入的人也有差异。直播观看者之间会形成如柯林斯所说的一种“地位群体”，也就是存在着地位及与直播者的关系强度等方面的差异。

直播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但如果要成为个人的媒介事件，往往需要持续地坚持。其中的一些仪式性套路，也是在长期的坚持中逐步形成的。视频直播可能会促使个人的媒介化生存持久化。

         

多数人早期使用视频直播或短视频时，都是用它们来直接反映、还原生活场景，短视频与视频直播早期的主要卖点是生活化质感，但是过于日常化的呈现也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仅仅日常化的生活直播或短视频，难以产生持续的吸引力和维系力。于是，在新一轮的用户生产视频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成分。

视频中的表演，不再仅仅是社交性表演和才艺表演，而是真正向戏剧性表演或戏剧化创作发展。一些用户也开始自编、自导、自演，创作自己的微剧。目前用户创作的微剧，还做不到像专业生产的电影、电视剧那样精耕细作，也不一定遵循专业程式，他们更多还是来自直觉、灵感与模仿。在这里面能脱颖而出的作品并不太多。

但网络视频的土壤，有可能促进艺术创作的发展，甚至孕育视频艺术的新样态。从各种艺术的发展逻辑，特别是从网络文学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推断网络视频艺术创作的未来前景。

同时，像Papi酱这样的拥有中央戏剧学院导演专业背景的用户，在这方面的创作优势便被凸显出来。既有专业的经验与技术，又找到了表达的新形式，加之对现实生活的犀利观察，Papi酱以戏剧性的方式再现与调侃了生活，这也是她赢得关注的重要原因。未来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类似她这样的具有专业背景的视频生产者，以网络视频平台而不是传统的影视平台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

除了内容上的戏剧性创作外，在表现形式方面，Vlog等的出现，也推动了用户生产视频艺术标准的提高。除了对画面质量的要求外，还有了视觉效果、影像语言等更多专业化的要求。可以预见的另一个趋势是，未来的网络视频平台还会推动纪录片这样的艺术创作的繁荣。

在日常生活的媒介化之后，视频的艺术创作也可能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是谋生手段。这代表了视频化生存的一种进阶，尽管不是所有视频生产者都能走到这一阶段。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视频化生存更深入地诠释了这句话，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视频平台既汇集了人们的平常人生与日常场景，又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表演性和戏剧性，走向多样化的视频，也逐渐模糊了人生记录与戏剧表达、艺术创作的界限。

编者按：

作者：彭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CTR媒体融合研究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