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祸不单行    家失栋梁

袁世凯在江宁（今南京）期间经常与朋友们到处游玩，放纵身心的空隙，他也像所有胸怀大志的青年一样，会写下几首表达自己宏伟志向的诗词。

虽然袁世凯在科举上乏善可陈，但多年的优质传统教育还是让他拥有了一些古典文化方面的修养——这也是融入到旧时代读书人血液中的。

比如，袁世凯在游玩雨花台后写的《雨花台怀古》虽然在对仗方面不够四平八稳，但是诗词的气势却是可圈可点：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存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这样的豪情壮志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来说只能算是年少轻狂，如此伟大的人生目标对于他来说还是显得遥远而飘渺。但是，从这首诗中袁世凯的少怀壮志倒是可见一斑。

同治十二年（1873）对袁世凯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这一年他的最大靠山——嗣父袁保庆染病去世。

此时只有15岁（虚岁）的袁世凯悲痛欲绝，但是他却还没有能力独立处理治丧大事。因此，袁世凯不得不在父亲两个好友的帮助下办完丧事，父亲的这两位好友就是——淮军名将吴长庆和刘铭传。

丧事办完，袁世凯在极度悲伤之下重病卧床五个月，身体稍稍好转后才按风俗扶柩回乡守孝。然而，不久后他就再次面临滔天的噩耗——生父袁保中相继病逝。

先后两个至亲的离世给予袁世凯巨大的打击，唯一幸运的是袁氏家族人才济济，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后对袁世凯较为看重，决定与担任内阁中书（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处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袁保龄担负起“世”字辈的教育重任。

袁保恒，字小午，号筱坞，河南项城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侍郎（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副部长），卒谥“文成”。

袁保恒是除了袁甲三和袁保庆之外的另一根袁氏家族栋梁，他从年少时就追随父亲袁甲三征战沙场，身经百战，谙熟武事，曾先后辅佐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军幕达二十余年，与李、左两人的关系都极深。

袁保恒在淮军团练之时就骁勇善战，屡获战功，曾被清廷授予“巴图鲁”称号。他后来追随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也是屡立战功，很得左宗棠的赏识。

光绪二年（1876），袁保恒升任刑部左侍郎（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而袁世凯和堂哥袁世廉就按照家族的安排一起随堂叔进京学习、历练。

此中也可以看出大家族布局的好处——袁世凯虽然叔祖袁甲三早逝，嗣父袁保庆和生父袁保中也先后去世，家族的顶梁柱先后倒塌。

但是抛开袁氏家族背后的其他人脉资源先不论，就家族内部而言，至少当时他背后还站着一个相当于现在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和国务院秘书局处长的两位堂叔，这可都是杠杠的强关系。

此外，除了袁世凯家与曾国藩家是世交之外，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与张亮基（此时虽已去世，却曾是左宗棠的谋主）、刘铭传、吴长庆等人都是好友。

再加上堂叔袁保恒长期是李鸿章和左宗棠幕府的骨干，与李鸿章、左宗棠也是强关系。所以，认真捋一捋的话，袁世凯此时可以运用的人脉和资源还是很可观的。此为题外话。

袁世凯进京后，由于袁保恒公务繁忙，教育后辈子侄的重任就落到工作相对清闲的另一位堂叔内阁中书袁保龄身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袁保龄发现侄子袁世凯确实性格顽劣，而且对科举和考试完全没有天分。

因此，在对袁世凯做出“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文章尚未入门”的评价后，袁保龄委婉地建议兄长对袁世凯的规划要另谋它途，不可遵循旧道。

于是，袁保恒就安排袁世凯在空闲的时候到刑部跑腿，让他早点进行实事的历练。

此时，袁世凯跟随嗣父袁保庆到处历练的底蕴就很快显现出来了，他在好几件事情上都办的滴水不漏，不禁让堂叔袁保恒和袁保龄刮目相看。

正当袁世凯在努力历练能力、积累官场见识的时候，祸不单行的古老传言再次被验证。

光绪四年（1878），因黄河以北地区发生严重旱灾，河南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长）被革职，刑部侍郎（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袁保恒被朝廷调到河南主持救灾。

因在赈灾公干的过程中过于劳累和费尽心力，袁保恒不幸染上瘟疫去世。

这对项城袁氏来说是第二次重大的打击，中流砥柱的连续崩塌使得家族的经济基础也开始发生动摇。而袁保龄不得不抓住“兄长因公病逝”这个令人瞩目事件的余温，悲痛地继承兄长遗志回乡赈灾，从而获得安慰奖——被朝廷授予三品顶戴并拔擢为道员（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副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

但是，一个这种级别的官员在古代是无法支撑一个大家族的，因此，袁家不得不在袁保龄的主持下按照“保”字辈的人数分家。

投笔从戎      投奔世叔

继承了嗣父袁保庆的家产之后，脱离长辈管束的袁世凯觉得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

俗话说的好：“再大的苦难都会过去，只有时间是医治一切病痛的良药！”

悲痛渐渐平息之后，袁世凯开始狂歌纵马，驰骋郊原，到处慷慨好施，打抱不平。因此，很快就在袁世凯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寒门士子，大家都以之马首是瞻。

袁世凯秉承“财散人聚”的理念，散尽家财到处资助文社，但是文社中屡屡有人中举，而他自己的科举之路却极为不顺。

光绪五年（1879），袁世凯第二次名落孙山后积怨终于爆发，一气之下把所有科举书籍都用火焚烧了。他咬牙切齿地当场发誓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安能龌龊久困笔砚之间，自误光阴耶？”

然后，袁世凯一甩辫子，转身大踏步地向书房门外走去，留给红红燃烧火堆的只有异常决然的背影（呃，至于是否会引起火灾自然有家里仆人处理）。

这个场面就像当年东汉班超的投笔从戎，拉风的一塌糊涂，这一年袁世凯21岁（虚岁）。

不得不说，在科举这一点上袁世凯比洪秀全醒悟的早。洪秀全是连考三次后才烧书决定以后自己“点状元”，而袁世凯考了两次就发现事不可为，决定另谋它途。

因为袁世凯不同于洪秀全的完全出身草根，袁氏家族的人脉积累较厚，所以从成功率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决定在体制内谋划掌握枪杆子，而不是到体制外去另起炉灶。

就在此时，袁世凯遇到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徐世昌。恰巧徐世昌此时也极为潦倒，所以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生死之交。

客观来说，徐世昌对袁世凯一生的影响力不下于荀彧之于曹操，张良之于刘邦。此为后话。

袁世凯在家苦读兵书两年之后，被徐世昌捋了一下思路，决定进京谋划官职，为将来成大事打造基础（实际上是他把分家获得的钱财挥霍的差不多了，再这样下去就要饿肚子）。

到京城谋官的这一段经历让袁世凯彻底感受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从而让他的思想迅速成熟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袁保庆和袁保恒人走茶凉，但是袁世凯依然通过介绍获得了进入李鸿章幕府担任幕僚的机会。

但是，他想了一下，觉得李鸿章幕府人才济济，自己在那里很难出头，就决定放弃这个机会，转而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好友淮军名将吴长庆。

于是，袁世凯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登州的淮军“庆字营”，碰巧在途中结识了阮忠枢，想不到一见如故。此时的袁世凯正处于人生低谷，阮忠枢与他的结交可谓“相逢于微时”。

烧冷灶的交情毕竟不同于常人，阮忠枢在袁世凯发迹后就成为了他手下的头号笔杆子（类似于陈布雷对蒋介石），始终信任有加。

阮忠枢此人才华高绝，文思如泉涌，写文章常常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恰恰又最能符合袁世凯的意思，所以他也就成为袁世凯体系的关键人物之一。此为后话。

吴长庆看到故人之子来投，大喜过望，此后在军队中对袁世凯严格要求、刻意培养，而袁世凯也因此把对军事的理解从纸面上真正地落到实处。

此外，吴长庆因为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就为世侄袁世凯请了一位高人指导他的学业——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晚清状元、实业大亨、名震天下的“南张北周”中的“南张”张謇。

奔赴朝鲜     崭露头角

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执政者匆忙向宗主国清政府求援，清廷于是决定派遣吴长庆的庆军前往朝鲜平定叛乱。

此时官居一品的吴长庆是淮系大将，因他与袁保庆的深厚友谊，故对保庆的嗣子袁世凯是另眼相看、极为照顾的。

吴长庆此时还是延续老思路，希望把袁世凯往科举道路上培养，就想让他回乡备考。但是，袁世凯早已焚书发誓不再科考，此时他反而对前往朝鲜平叛很感兴趣，觉得这件事很有价值。

只是袁世凯哪里敢跟世叔吴长庆说他的真实想法？他想了一下，就找到诗文老师张謇，对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并请他帮忙说情。张謇久试不第，此时也有些厌倦科举考试（还未中状元），属于跟袁世凯同病相怜的状态。

于是，张謇就对吴长庆说道：“大帅，慰庭（袁世凯）仓促应考肯定把握不大，但我发现他却是办事的一把好手。我们这次去朝鲜路途遥远，各项事务非常繁杂，与其让他回去浪费精力，不如让他帮我办理杂务历练一下，可能对他未来的成长更加有益。”

事实证明，吴长庆还是很尊敬有文化的幕僚张謇的。他想了一下也觉得有道理，就给了六天的期限安排袁世凯去采购各种行军物品，想考察他一下再决定。

想不到袁世凯意识到这件事对他的重要性后，关键时刻绝不含糊，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筹划，只花了三天就办好了所有事务，让吴长庆顿时刮目相看。

因此，吴长庆出不认可了袁世凯的办事之能，同意他到营务处帮办，负责军需供应和勘探行军路线。

袁世凯闻讯大喜，一方面他获得的这个职务可是肥差，他目前的手头有点紧，刚好通过这个机会把第一桶金搞到，这也是晚清的潜规则，吴长庆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想法。

另一方面，前往朝鲜是袁世凯的一个重要的战场历练机会，而军需供应和勘探路线都是战场上极为重要的科目。他正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的能力，也许还可以通过谋划掌握一部分兵权，从而取得事业的关键起点。

此时的袁世凯意气风发，给他大哥的信中写道：“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或能握兵权，如能整军经武，削平内乱，不让小邦所轻视，必将建立功业，前途可期。”

因为袁世凯心里有很深的谋划和预期，把朝鲜之行作为自己实现人生大志的一个必要过程，所以他在路途中极能吃苦，勘探地形，协调运输，把一应事务都办得井井有条。

以至于丁汝昌（后来的北洋水师统领）都对袁世凯的作为极为满意，不禁感叹道：“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就在此时，天赐良机再次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而袁世凯紧紧地抓住了它，从而踏上了掌握兵权、纵横天下的第一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庆字军”抵达朝鲜后，吴长庆命令一营士兵充当先锋抢滩登陆，这既是比较危险又是大功劳的行动，想不到他得到的答复是“士兵晕船，请求暂缓”。

吴长庆闻言怒火三丈，马上撤掉该营管带。此时站在他身边的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机会，关键时刻头脑极为清明，对契机的把握极为精准。

他马上壮怀激烈地站出来毛遂自荐，主动请求顶替该营管带带兵参战——“虽战死疆场绝不言悔”。

吴长庆正处于心理的剧烈波动期，也没有时间细细权衡，就让袁世凯代理该营管带一职马上出战。袁世凯接任后马上整顿兵马，并成功地完成了登陆任务，从而在军中声誉鹊起。

淮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极为败坏，袁世凯再次向吴长庆请缨，申请担任整顿军纪的任务。

在获得许可之后，袁世凯遍邀军官，摆宴席声明军纪整顿的必要性，承诺将一视同仁地严惩违纪之人——“勿谓言之不预”。

然后，他郑重地对吴长庆说道：“世叔，自古整顿军纪最怕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如果严惩于心不忍。而一旦不能一视同仁，则上下不服、军心动荡，整顿心血付诸东流。

因此，我需要世叔您配合演一场戏。我到时候故意连您的面子都不给，拿一些人开刀，然后您私下里通过亲戚们的口传播出去，从而震慑全军，以收大效。”

吴长庆觉得这个思路不错，有操作的价值，捋着胡须满意地对袁世凯点点头，微笑地说道：“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谋略家的潜质，不错，前途远大，比我们这一辈人强，哈哈。”

于是，吴长庆开始配合袁世凯演戏，而袁世凯在整顿军纪的时候铁面无私，连砍七人首级而面不改色。而吴长庆则趁势私下里提醒自己的亲戚不要落到袁世凯手里，否则自己也救不了。

双管齐下的同时，袁世凯体恤下属，与士兵同甘共苦，并对于严守军纪的士兵给予奖励。通过一段时间“萝卜+大棒”的手段，淮军的军纪为之一新，让吴长庆极为满意。

接下来袁世凯又接连立下几个大功，加上前面的这些功劳，吴长庆在朝鲜叛乱评定后正好趁势把袁世凯立为首功，给予他的评价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而袁家在朝中的人脉也顺便运作了一下，因此，大清朝廷升任袁世凯为同知（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干部），赏戴花翎。

叛乱平定之后，吴长庆奉命驻扎朝鲜，手下的左膀右臂——文的就是未来的状元郎张謇（大致相当于秘书长的角色），武的就是刚刚崭露头角袁世凯（大致相当于参谋长的角色）。

光绪十年（1884），李鸿章命吴长庆率领三个营回山东防备法军在海上的进攻，不久后吴长庆就在国内病逝，临终前把营务处总办（相当于参谋长）一职正式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想起吴长庆这位世叔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临终还不忘提携，顿时悲痛万分。因此时他年少位卑，故把这份恩情牢牢地记在心底。

此时的他手头并不像后来那么宽裕，只能送上一千两银子（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00万元，是此时袁世凯一年的工资）的奠仪聊表寸心。

不久后，朝鲜再次爆发政变，史称“甲申事变”。袁世凯强力镇压了日本人支持下的这次政变，稳定了朝鲜的局势，想不到却被日本人向清政府告状要求严惩袁世凯，而庆字军的部分老军官也不满26岁（虚岁）的袁世凯骑在自己头上，所以联名举报袁世凯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于是，慈禧指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副书记）吴大澂为钦差大臣赴朝查明真相。袁世凯审时度势，就以养母身体不适为由回乡省亲。他在回国的路上与吴大澂促膝长谈，捋了一下思路后获得了他的赏识。

吴大澂在途中甚至为袁世凯写下一副对联——“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可见他对袁世凯的表现很满意，这为袁世凯能平安逃过此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大澂后来还对李鸿章说道：“公一向以张幼樵（张佩纶，被李鸿章招为女婿）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他对袁世凯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丁汝昌也对袁世凯赞不绝口：“功成身退，舍得开，走得出，真伟人也！”这些人的评价虽然让袁世凯在官场中获得了一定的名声，并因此进入李鸿章的视野。

但是，这此危机也成为袁世凯第一次的“仕途滑铁卢”。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袁世凯是如何精心谋划从而成功地在天津小站练兵？他在戊戌变法时又为什么反水投靠慈禧？

请看下期文章《乱世鼎革，毁誉参半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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