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大事底定     嗣同入京

第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陈宝箴捋清思路。“铁路改道”事件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谭嗣同的靠山湖南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省长）陈宝箴本身是江西义宁人。

这个事情要把江西绕过去、让湖南上位可能会让陈巡抚有一些思想层面的障碍。

俗话说的好，出身牛犊不怕虎。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世界上的很多事往往都是被愣头青一鼓作气地努力干成的。

于是，谭嗣同跟欧阳中鹄、熊希龄等人交流了一下，决定亲自出马再跟巡抚大人认真捋一下思路。

谭嗣同拜访陈宝箴，先是口若悬河地大谈了一番此事对于湖南发展以及巡抚衙门政绩的重要性，然后又言辞恳切地建议陈宝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来了湖南就是湖南人，要以更高的格局和思想层次摒弃狭隘的出身地域观念”云云。

结果，陈宝箴还真被谭嗣同滔滔不绝的话给绕晕了，也觉得“在其位谋其政”是很有道理的。

于是，他点头同意了谭嗣同继续推动“粤汉铁路浙赣入湘”事宜，从而让谭嗣同去除了此事的最大障碍，得以充分调动湖南的各种资源。

第三，多管齐下，充分调动人脉影响湖广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省委书记兼两湖大军区司令）张之洞。

一方面，谭嗣同利用长沙时务学堂的负责人熊希龄跟张之洞首席智囊赵凤昌的关系，让赵凤昌帮忙游说张之洞。

另一方面，谭嗣同不得不硬着头皮跟自己的父亲湖北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省长）谭继洵汇报，获取他对此事的支持。同时，谭嗣同和熊希龄一起到武昌游说张之洞，争取把粤汉铁路“折赣入湘”。

通过谭嗣同等人艰苦的布局和规划，湖广总督张之洞决定粤汉铁路取道湖南，在境内设立站点。

然而，负责勘察具体铁道线路的是一个浏阳人，他倡议线路从平江到长沙（平江和浏阳相邻，过平江必过浏阳）。在勘探结果上报后，规划几乎已成定局。

这时候岳阳人怒了，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没有我岳阳什么事？这绝对不得行！

岳阳士绅李澄宇认为这个线路规划的走向不合理，马上大造舆论并写了《万言书》呈送朝廷。

他在书中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物流便捷、线路难易、耗资多寡、水路运输衔接等方面详细论述了粤汉铁路经过岳阳的重要性，并组织一批岳阳籍人士集资运作这件事关地域未来发展的大事。

与此同时，李澄宇还通过人脉联系上谭嗣同，也建议他——“要有大格局，不应该局限于自己是浏阳人，而应该把自己当成湖南的代言人，这样未来才能成为我们湖湘士人的表率”等等。

谭嗣同想了一下，也觉得铁路只要是在湖南境内就好，至于省内花落谁家自己就不参合了。自己的影响力应该定位于全国，确实不宜局限于狭隘的浏阳籍贯。

因此，他对前来游说的人说道：“这件事在省内落到谁家我保持观点中立，不参与你们的争论。最后究竟鹿死谁手，就看你们各自的运作了。”

岳阳人去除了实力最强大的潜在对手后极为欣喜，大赞谭嗣同——“思想有大格局，是成大事的人，未来在湖南绝对一呼百应”。因此，此事就逐渐尘埃落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康有为进呈《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增设制度局作为主持变法的最高机构，尽快推动维新变法。同时，他建议光绪以皇帝的权威公开“诏定国是”，确定维新变法作为朝廷施政的总方针。

与此同时，廖平写了一封长信给恩师王闿运，向他和盘托出了康有为深刻参考自己书籍写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事情。王闿运收到信后觉得这是一个新动态，可能有深入谋划的价值，于是召集弟子杨度前来进行商议。

王闿运对杨度说道：“皙子，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这件事可能是一个机会，我们要进行认真筹谋。

第一，我会跟廖平写信让他不要声张，就当作不知道书籍的事情。如果将来维新变法胜利，那么谁都绕不过廖平。

但是，自古以来历次变法都是惊涛骇浪、前途叵测，万一出问题，这事情也跟廖平关系不大。这样可进可退，才是真正的明哲保身之道。

第二，这次变法确实是朝廷一个自上而下的改良机会，这种大事我们不能完全置身其外。

杨锐和刘光第等人既然已经深度参与，你可以写信跟他们叙叙同门情谊。万一未来变法成功，你也可以顺势加入他们队伍。

第三，变法的风险很大，尽量让广东人打头阵，我们湖湘人士尽量在外围游离。

皙子，你也参加过公车上书，与康有为等人熟识，你可先与维新派建立联系，参与一些外围组织。但是，你切记不要介入太深，先在外围观望，免得到时候粉身碎骨。”

王闿运在湖湘崛起的过程中是一个深度的知情者，但是从谋略上来说，他并不算是一个一流的智囊人才。

他虽然被称为“帝王学说”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客观来说他的谋略能力是比不上赵凤昌的，这一点从他为肃顺和曾国藩的谋划中也可管中窥豹。

从某个角度来看，王闿运的谋划水平有点像《天龙八部》中的段誉的六脉神剑，有时灵验有时失灵。灵验的时候令人惊叹，不灵的时候令人愕然，也许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谭嗣同因自己在湖南维新变法取得的巨大成绩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光绪皇帝谕令他快点进京共成大事——“迅速来京，毋稍迟延。”

山雨欲来    夜见世凯

谭嗣同到北京后住在浏阳会馆，第一次见到了维新变法的总舵手——康有为。抗、谭两人在见面时交流了一下关于维新变法的思想和具体主张，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不久后，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并发布谕令——“授予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四品卿衔），鼓励他们襄助新政，所有奏折由他四个人阅览，凡有上谕由他们起草”。

这份知遇之恩让谭嗣同等四人痛哭流涕，发誓要粉身碎骨以报答圣主。

此时，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慈禧作为一名政坛老手，敏锐地意识到形势的剧烈变化。因此，她马上开始进行布局。

第一，强迫光绪把翁同龢革职，并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兼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掌控京畿之地“北洋三军”的军权——统领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第二，下令亲信刑部尚书崇礼兼署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统管京畿地区的警备、治安等），夺取京城的警卫大权。

同时，任命刚毅掌管西山健锐营（类似于清朝的特种兵），并更换了一些要害部门的八旗统领。

第三，用光绪的名义宣布——“今后凡是赏加官吏品级，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这一举措实际上剥夺了光绪皇帝对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权。

慈禧的步步紧逼让整个形势风雨欲来，在这种太后和皇帝相争的敏感时刻，久经宦海沉浮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马上对“维新变法”偃旗息鼓，开始敷衍光绪皇帝，决定先看看再说。

新旧力量的悬殊对比让“维新派”举步维艰，此时连光绪皇帝都觉得前途艰难。

康有为一看到当前得这种状况，不禁心想：“这样不行，如果变法没成功，那我头上的所有光环都没有了，难道我又要重新回到灰头土脸的生活中去？与其这样，不如拼死一搏，激励有志者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

于是，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总舵手，马上送给光绪皇帝一本书——《波兰分灭记》，书中描写的是俄、德、奥等国瓜分波兰的事。这本书的内容让光绪皇帝感同身受，他体会到巨大的危机，坚定了维新变法的方向。

然后，康有为又绞尽脑汁地提出了两个“妙计”：一是向列强求援，请求他们帮助“维新派”压制慈禧一方的势力。二是直接发动政变，把朝政的掌控权从慈禧的手上夺过来。

谭嗣同觉得“政变方案”很不靠谱，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维新派在京城的根基太浅，又不掌握刀把子，如果翻脸反而会死的很惨”。

康有为云淡风轻地说道：“复生，你太低估我们的力量了。现在圣皇想振作，无数的有识之士早就摩拳擦掌。只要我们登高一呼，就会有很多人赢粮景从。

再说，我们掌握大义名分，那些掌控军权的人未尝不能为我所用。比如袁世凯，他跟你们湖湘的渊源很深，而且他也是我们强学会的会员，你完全可以找他捋一下思路，共商大计。

复生，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要成大事不可能没有困难，你是文武全才，是我们维新派的中坚力量。我们都是很看好你，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怕死啊！

想想你们湖南的先贤在近代做了多少大事？他们是多么让世人所敬仰？我相信你关键时刻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现在正需要靠你这样的人物力挽狂澜，准备好了吗？要么，我请皇上跟你捋一下思路？”

谭嗣同被康有为激励了一下，虽然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但是也没有选择。

他心想：“光绪皇帝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康有为拿出皇上的名义隐隐威胁，又用湖南先贤的事迹相激，自己不得不出头。不过想想也是，他们都手无缚鸡之力，维新派中就自己武功较高，动刀枪的关键时刻还是要自己顶上去。没办法了，拼一下吧！”

谭嗣同勉强同意了康有为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9月18日晚上，他抱着拼死的决心前往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共成大事。

袁世凯深知此事风险太大，搞不好会被灭了九族，所以最后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详情请见下文“袁世凯系列”）。

有为出逃   大业崩俎

康有为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对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说道：“兄弟们（诸君），维新变法的大局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虽略有曲折但影响不大，古今成大事者哪有一帆风顺的？大家要坚定信心大胆地去努力。我们都没有退路，成功了我们就名传青史，失败了就可能粉身碎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整合一切的力量。

因此，你们在北京大胆地搞，我准备去上海一趟，利用舆论发挥各方力量来支援你们。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兄弟们，一起努力吧。”

第二天凌晨，康有为离开北京，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在悠闲的路途中，康有为顺便在街上购了一下物，做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采访（发了一个朋友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其他维新派人士一看情况不妙，纷纷逃离京城这个危险之地。谭嗣同的好友毕永年（也是计划中的敢死队长）临走前给他写了一封信，劝谭嗣同马上走，免得白白送死——“速定计，勿徒死也”。

此时的谭嗣同已经做好为维新变法献身的决心，他搬回了浏阳会馆并开始准备后事。

想不到危急时刻梁启超竟然还敢来寻找谭嗣同，对他说道：“复生，事已不可为，大局可能很快就崩溃。快走吧，我们一起走。”

谭嗣同感动地说道：“卓如，想不到你在这种时候还回来通知我，你这个朋友我没有白交。你走吧，如果没有人离开，将来就没有人继续我们的事业，如果没有人牺牲，就没有办法报答皇上。

世界各国凡是成功的变法没有不流血的，我们的变法之所以没有成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如果变法需要流血牺牲的话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卓如，我们是生死之交，有些话不吐不快。你要小心你的老师，他给我的感觉跟你不一样。

他在前面一直激励我去见袁世凯，现在一看情况不对自己连夜跑了，连通知都不通知我们一下。虽然为了成就大事，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但是这想来真是让人心寒啊！”

时间紧急，大家都无法啰嗦，梁启超马上前往日本大使馆请求保护（日本侵华之前跟中国的革命党人关系不错），并在伊藤博文的帮助下潜逃天津，随后前往日本。

而谭嗣同则留在浏阳会馆中整理自己的诗歌、文章、信件，把亲朋好友的来信都予以焚烧，以免他们受到牵连。

但是，他却把自己父亲谭继洵的几封信件留下，因为谭继洵思想保守，很反对谭嗣同维新变法，经常劝说他要恪守古训，不要做激进的事情。谭嗣同希望父亲的这些信件能够让他少受到自己的牵连。

谭嗣同还是图样图森破，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的事件中哪里有这种小把戏存身的空间。后来他的父亲谭继洵果然被他牵连，惊惧而亡，此为后话。

当天晚上，好友大刀王五潜入浏阳会馆，恳求谭嗣同说道：“复生，走吧，我掩护你走，绝对万无一失。”谭嗣同还是云淡风轻地拒绝了：“我意已决，不过就是一死而已。这把宝剑跟随我多年，就留个兄弟你做个纪念吧。”

谭嗣同和杨锐、林旭几乎同时被捕，刘光第闻讯后自投入狱，加上已被逮捕的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在监狱风云际会。

坦白来说，六君子中康广仁是最冤枉的，他对维新变法并不上心，算不上是“戊戌变法”的中坚力量。

因此，康广仁从入狱时就一直在喊冤：“我不是维新派啊，我就是打酱油的，不过就是借住在堂哥的家里省一下房租而已。大哥，你不能把我扔下来顶替你啊。”

远方的轮船上，康有为在记者面前侃侃而谈，云淡风轻。夕阳照射在他的侧脸，在甲板上留下了踌躇满志的身影。

刑场上人山人海，曾经在刑部任职的刘光第有一些法律人的思维，他大声地质问道：“没有提审就要定罪杀头吗？我们死不足惜，你们还讲不讲法律啦？”

杨锐悲凉地说道：“裴邨（刘光第），这个时候还说这些干嘛？谁让你还跑来入狱的？也罢，我们兄弟一起上路，来生再共成大事。”谭嗣同仰天大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的旁边，康广仁不断地在地上磕头，依然还在大声地呐喊：“我真不是维新派啊，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不过就是借住在堂哥的家里省一下房租而已。我冤枉啊！苍天呐，哥哥的事要兄弟来承担，我冤枉啊！”史载：“六君子在刑场对清政府大骂，以头磕地，场面极为壮烈”。

“戊戌六君子”以身殉国后，康有为在香港接受英文报纸的采访，对慈禧专制无道的行为大加鞭挞，声称自己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恳求英国人相助光绪恢复帝位。

不久后，康有为的一个学生对他说道：“老师，谭嗣同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诗，可能对我们不利，您可能要关注一下——望门投止怜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康有为把脸抹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道：“这诗写的很好，谭复生（谭嗣同）不愧是我们维新派的先锋人物，正气凛然，文武双全。不过该诗在气魄方面稍稍逊色了一些，我们要帮他加强一下，这样才配得上他的名声和气度。”

康有为大笔一挥，稍稍帮忙谭嗣同润色了一下《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后，康有为微笑地对学生说道：“明天在报纸上发出去吧，我们不能让英雄的壮举默默无闻。”

（全文完）

南山君曰：谭嗣同的波澜人生戛然而止，他作为湖南崛起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人物，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谭嗣同之前的陶澍、贺长龄、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是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去慢慢地实现国家的中兴，并从中实现湖南的地域性崛起。

而谭嗣同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果断地开始在体制内部展开自上而下的探索，希望通过改变上层建筑来影响国家的未来。

谭嗣同虽然一腔热血、文武双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对政治、对改革的理解和认知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而这个也是他变法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

他妄想通过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的一腔热血去撼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此举不啻于缘木求鱼。其行可怜，其遇可悯！无论如何，谭嗣同也在历史的车轮上轻轻地划上了一笔，只是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一些，令人哀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谭嗣同模式的失败也让湖南的有识之士终结了“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同时开创了湖湘志士从外部努力开始的救国之路。

鉴于往事，资以治道。这里是南山煮酒，欢迎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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