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候补知府     著书立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因父亲湖北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北省长）谭继洵的运作，谭嗣同在南京充任候补知府（现已无这种官职，大致相当于后备市委书记，一有出缺就替补出任）。

在南京官场的所见所闻让谭嗣同更加心灰意冷，他讨厌官场上的例行公事和往来逢迎（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谭嗣同确实不适合进入官场）。

因此，谭嗣同这一时期除了广交朋友之外，开始埋头著书，创作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仁学》，从而对自己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提炼。

谭嗣同与此时居住在南京的佛学家杨文会交往密切。杨文会曾经是大清公使曾纪泽（曾国藩长子）的助手，当年他追随曾纪泽几次出国参与外交活动。

因此，杨文会对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较深的考察，并在归国时期购买了一批科学实验仪器。

在国外开拓过视野的杨文会极为赞成维新变法，他认为“大清已经落后世界很远，时至今日不变法无以图存”。

他经常跟谭嗣同纵论天下大事，并评点国际局势以及自己对于佛学的一些思考。这些交流对谭嗣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更加坚定地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谭嗣同通过朋友介绍与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梁启超相识。梁启超得知谭嗣同是以湖北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北省长）公子的身份去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上觉得谭嗣同很有价值，可以认真捋一下思路。

通过在南京这一段时间的交往，谭嗣同和梁启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谭嗣同的性格豪爽，有豪侠之气，又是文武双全，极具牺牲精神，这些都让梁启超极为欣赏。

于是，梁启超决定激励谭嗣同一下，加强彼此关系的粘性并把他牢牢绑上维新变法的战车。

有一天，梁、谭两人又在一起纵论国事、针砭时弊，梁启超想了一下，庄重地说道：“复生，你能力超卓，文武双全，未来一定前途远大。通过这段时间与你的交往，我们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但是，单丝不成线，单木不成林，我们这些有理想的人还是应该拧成一股绳才可能成就一些大事。

虽然我和康先生率先倡导维新变法，但是我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缺乏你那样一往无前的爆发性力量。我们的队伍里正需要你这样文武双全的大才。

复生，来吧！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变法图强，相信你未来一定能够成为冲破封建专制这个天罗地网并扛起维新大旗的勇士。”

然后，梁启超紧紧地握住了谭嗣同的双手，双眼射出炽热的光芒。

谭嗣同被激励了一下也很激动，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组织，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于是，他很兴奋地接受了梁启超的邀请，并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交流的差不多之后，谭嗣同拿出了自己正在编写的著作《仁学》，请梁启超提一些建议。梁启超认真看过此书，大加赞赏之后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这些都给了谭嗣同很多有价值启发，从而让《仁学》的哲学思想更加完善。

湖南新政     洋务先锋

《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也开始对洋务运动的价值产生怀疑，他认为国内的学人思想顽固、排斥新的先进思维是洋务运动的最大障碍，要想维新变法就必须要大量培养实学人才。

西方有一种说法，数学是科学之母。因此，谭嗣同决定先在湖南开办“算学馆”，培养数学人才。

光绪二十二年（1896），谭嗣同随父亲到天津等地考察工业发展情况，这个经历让他耳目一新，第一次领略到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

因此，谭嗣同决心把振兴工商业作为维新变法的另一个重要手段。

与此同时，陈宝箴受到好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推荐接任湖南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省长），而谭嗣同的恩师欧阳中鹄也正好进入陈宝箴的幕府充当幕僚。

谭嗣同给恩师欧阳中鹄写了一封两万多字的书信，希望老师利用在浏阳的名望影响当地的士绅阶层来支持开设“算学馆”的计划。欧阳中鹄被谭嗣同慷慨激昂的热情所感动，表示将要全力支持他“育人才，开实学”的计划。

同时，谭嗣同联结好友唐才常等人上书湖南学政（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省教育厅长）江标，谋求他对倡立算学馆的支持。

在获得江标的支持后，谭嗣同亲自为“算学馆”撰写《开创章程八条》和《兴算学议》，并刻印1000本分发给湖南各地书院。

谭嗣同等人以此为切入点大力开展实学和维新思想的传播，从而使整个湖南的教育渐渐地转向实学。湖南也渐渐地从全国的最保守之地转变为维新先锋。

此外，谭嗣同在老师欧阳中鹄的引荐下拜访了湖南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长）陈宝箴，阐述在湖南大力发展工商业，实业救国的想法，获得了陈宝箴的热情支持。

陈宝箴微笑地对谭嗣同说道：“复生啊，你很年轻，既有热情又有能力，我很看好你。

现在你在南京那边候补知府也没什么价值，还不如回到老家这边来，协助我在湖南实现你开办实业的理想。这边都是乡党，人脉和资源也比较多，做成一些事情的机会较大。”

谭嗣同想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拥有巡抚的支持未来自己在湖南就更容易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于是，他就答应陈宝箴的邀请，回到老家湖南开始推动自己的维新变法事业。一回到湖南，谭嗣同马上大刀阔斧地干了几件事情。

第一，团结一批志同道合者成立“南学会”，并把它发展为湖南维新运动的政治团体。谭嗣同利用“南学会”这个平台吸收维新派人士，宣传爱国救亡的理论，讨论地方变革的措施，造势推动政府开展变革。

同时，南学会通过到处演讲来招收学生，发展会员，开展实学运动，很快就从一百多人发展到几千人，在湖南的政界和学界掀起了巨大的维新浪潮。

第二，创办“湘报”作为南学会的喉舌，掌控湖南的舆论，开展移风易俗运动。谭嗣同和熊希龄等人通过掌控舆论大大转变了湖南的风气，各种学会和报馆等新兴事物蔚然而生。

许多受到“南学会”新思想影响的湖湘士绅纷纷投资实业，兴办工厂，开矿山，买轮船，一时之间湖南的新政令全国瞩目，成为维新运动的先锋，谭嗣同也因此进入光绪皇帝的视野。

光绪皇帝对身边的人说道：“湖南谭嗣同是一个大才，牛刀小试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种人应该还可以有更大的平台，做一些更大的事情”。

第三，大力支持发展工商业，推动湖南的民族资本进入工业领域。谭嗣同说服湖南巡抚陈宝箴成立“湖南矿务局”，与欧阳中鹄、唐才常、刘淞芙等人筹建湘矿。他们推动在浏阳等地开采矿石，大力支持湖南的商业资本进入采矿领域。

第四，借势国家兴建铁路的浪潮，推动粤汉铁路“折赣入湘”。众所周知，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域的兴衰。唐宋之际，“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一种理想和身份的象征。

扬州之所以能够在唐宋时期成为中国最璀璨的城市，究其关键原因就是隋炀帝打通京杭大运河使得扬州能够为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而等京杭大运河衰败之后，扬州的地位也就每况愈下，一落千丈，这就是交通决定地域兴衰的一个显著案例。

粤汉铁路     折赣入湘

近代以来，兴建铁路的风潮兴起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铁路对于一地发展的价值，大清帝国内部因此掀起了一股“铁路热”。

湖广总督张之洞敢为天下先，通过洋务运动，发挥各方力量兴建了中国第一条干线铁路——“卢汉铁路”，从而把北京和汉口这两座重要的城市连接起来，为武汉三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吃到甜头之后，张之洞准备再接再厉，把南端的“粤汉铁路”也建设起来，那么武汉就将成为连接南北的铁路交通枢纽，而这条铁路大干线也能够把北京和广州这两个南北重镇连通，其长远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将要不可估量！

因此，粤汉铁路沿线省份的有识之士都活动起来，希望在这件大事上分一杯羹。

原本铁路南线规划经过南昌和赣州，不在长沙等地设立站点。谭嗣同一听说这个信息，登时就怒了，他跟南学会的各位同仁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讨论这件大事。

在会上，谭嗣同斩钉截铁地说道：“兄弟们，兄弟们，大家听说了吧？粤汉铁路决定重点倾斜江西，而不在我们湖南等地设站点。这么有价值的事情难道就把我们湖南人排除在外了？

兄弟们，我们必须马上活动起来，利用一切的资源来扭转乾坤，否则一旦大局确定，我们这些人将成为湖南发展的罪人。现在我提议，这件事作为我们近期工作的第一重点，大家有一份力就要出一份力，各显神通，一起努力。”

谭嗣同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对于湖南的巨大价值，所以，他捋了一下思路后马上着手做了几件事。

第一，利用《湘报》这个平台大力造势，在舆论上争取有利的导向。

俗话说的好——凡成大事，舆论先行。谭嗣同在湖南大造舆论，大加渲染粤汉铁路取道湖南的价值。他在《湘报》上大张旗鼓地发表文章——《论湘粤铁路之益》，声称粤汉铁路“道江西有不利者六，道湖南则利铁路者九，利湖南者十”。

这些益处分别是——复利权、杜外患、收海口、作士气、振商务、运矿沙、尽地力、组新兵、兴工艺、拯穷黎等等。谭嗣同旗帜鲜明地提出——“把铁路的线路由江西改为湖南，更有利于整个国家”。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康有为等人为什么能够在“戊戌变法”中全身而退？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在变法的最后关头又都有怎样的表现？

请看下期文章《星火燎原，文武双全的变法先锋谭嗣同（下）》。

下期导读：

谭嗣同是如何在湖南推动维新运动？他又是如何说服张之洞把铁路的站点坐落于湖南境内？

请看下期文章《星火燎原，文武双全的变法先锋谭嗣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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